管理全球经济会议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Nik Gowing：我是想要同样的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在政策方面是缺乏决策，而在政治方面又势能了，你是怎么样看的？
　　宝成：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投资，我看到在每一个区域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财政赤字的问题，但是我们是没有足够的工具去解决这些财政赤字的问题。也许战略只是装着老的酒，可能需要去改变它的战略，而且银行他们也是受到的主权风险的影响，如果是主权债务问题不解决的话，整个系统有可能崩溃，我们必须要摆脱这种局面。政治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们投资者足够的信心，我们也不得不缩减在欧洲地区的风险投寸，我们是一家保险公司，我们是有负债的，我们对投保人是有责任的。如果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是我们的承诺不能够满足的话，就是我们公司的不是了，所以必须到时候要有能力承担我们的负债。我们希望保持增长，有非常强劲的财政政策。
　　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是非常有创意，非常多元化，一直有新的公司，就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还会在美国建立起来。另外还会有美国大选，不管是奥巴马担任第二期，还是说其他的总统上台，不管怎么说美国肯定会努力的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恐怕很难靠一个人去拯救整个国家。
　　再讲到中国，我们两天前听到温总理发言，就是讲要发展经济，要促进消费者消费。中国现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实体经济相当健康，我们都从中受益。当然也希望欧元区能够摆脱它的困境，而在中国是尽可能的避免错误。
　　主持人Nik Gowing：你刚才讲到了宝辰也有自己的挑战，你现在是跟两位政治领导人坐在一起，你说政治家没有给你们信心，你希望从政治家那里得到什么东西，让你们公司更好的运营呢？
　　宝成：我们希望看到G20峰会或者是其他的政治家能够给我们更强的信心，比如说解决欧债的问题，政治家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行。
　　主持人Nik Gowing：他们还是有自己选举的挑战的，他们怎么办呢？
　　布朗：丘吉尔30年代的时候这么说过，他当时也面临保护主义的风险，同时也面临箫条、衰退，他说我们必须要坚决的去解决问题，必须要非常的灵活，而且要非常有力。另外实际上政治家他们已经是失去了沟通能力了，但是政治家他们能力在那里不断的发表讲话。的确政治领导对于最近的经济危机，是没有作出充分的反应，而且领导人也必须要看国内的状况，而不见得能够应对世界的状况。只有是在全球协调的情况下，才能够找到政治的解决方法。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前所未有的一个转折点，150年以来欧洲和美国，他们消费和生产的东西都是超过了其他的地方。但是到2010年的时候，是150年来第一次，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生产、投资已经超过了欧洲和美国，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世界力量的转变了。现在中国和亚洲他们是做了很多生产、制造、投资，而欧洲、美国他们主要是做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消费，所以我们这两部分是相互依赖的。在十年之前美国它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再过十年之后，亚洲可能会通过它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它的消费能力去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因为现在亚洲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发达了。但是现在我们正好在中间这一点，我们是相互依赖的，亚洲是生产制造靠出口依赖欧美的消费，而欧美要从世界其他地方借款来维持消费，因此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关头，需要一些政策来应对这样的情况。在欧美如果不能跟亚洲达成什么协议的话，他们不可能复苏，像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不能够单边的把他的问题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必须要由其他各国达成新的协议，形成新的交易关系才行。
　　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增加消费能力，就像温总理也强调了印度也必须开放它的区场，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它的进口。同时整个亚洲，要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更加开放，而欧美必须要去改革、改变他们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来说，随着亚洲加快它的消费，美国和欧洲有更强的信心，能够出口到其他地方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良性的循环。就是说中国的出口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美国也是能够有出口，这样美国的消费还有亚洲的生产，如果单靠自己的话，都不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两者依赖。所以20国峰会现在必须要达成协议，要解决汇率、通货膨胀、贸易协议的问题，乃至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种更高层次上面的、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是说欧美没有发展，或者说亚洲的增长不够快，而是说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关头上我们特别需要领导力，所以20国峰会对于解决问题非常重要。在我看来20国峰会现在必须要开会，考虑达成全球的协议，重新建立一个全球的金融系统，加强欧洲的发展，使它能够重新的增长，解决它的银行问题。另外还要解决气侯变化的问题，更多的利用可再生能源，同时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减少保护主义。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会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欧美失业率会非常高，亚洲会失去动态的发展，失去政治的势能，所以这个时候政治领导力非常重要。
　　主持人Nik Gowing：你们国家刚刚进行了选举，政府遭受了打击，看起来大众对你们的信心不像过去那么强了。讲到治理的时候大众到底期望什么，奥巴马在未来14个月当中还要面临大选，公众现在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在政治方面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都有很多需要做决策的，我们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杨荣文：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新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同的阶层，很多机构都受到了冲击，因为过去保护他们的现在都受到的冲击，所以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信息。不管你是在教堂，还是大的企业、大的政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新加坡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适合于老的阶层的领导力到现在适合网络信息的阶层，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做成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全球的环境当中，要随着全球发展。刚才布朗谈到了全球协作和结构重组的问题，全球协作要么帮助我们进行深层次的结构重组，要么使得我们更加困难。全球的重组应该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国家内部的重组。
　　我曾经在北京看到一些新加坡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全局观。比较一下英国的本科，还有包括美国的本科学生和中国的本科学生，我可以说这里的学生非常非常的努力，他们很聪明，他们也已经面对了很多世界的变化，他们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有更强的竞争力。你想想一下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全球化在全球各地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希腊、美国，包括武汉、新加坡的工人，他们都会遇到同样区场力量的冲击，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全球化是影响到每一个人。就是说对于这种重组来讲，对于很多国家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这个重组会带来一些痛处，可能也会对国内政治带来一些波动。我觉得需要全球协作，全球协作的呼吁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痛苦，但是从长远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协作的话，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没有全球协作，国家内部的重组也会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