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案原委：因电脑残存交易记录露出马脚

　　短期心态
　　作为交银施罗德基金原投资副总监郑拓，近日有传闻被公安部门拘留，而郑拓本人更现身辟谣，他并没有被拘留。
　　此后，来自上海警方的消息称郑拓仅是协助调查。
　　由于此前郑拓与李旭利案发时间接近，因此外界多有猜测，郑拓案与李旭利案有关。
　　实际上，两案并无任何牵连，不过郑拓在交银施罗德基金任职期间，确有“老鼠仓”行为。但其操作金额不足50万元，赢利没有超过15万元，因此并未达到移交公安机关的标准，仅在行政处罚范畴。
　　李旭利、郑拓的“老鼠仓”操作手法与其他案发的基金经理并无太多差别。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已经查处了五起基金经理“老鼠仓”案件，包括，原景顺长城基金经理涂强，原长城基金基金经理刘海、韩刚，原光大保德信投资总监许春茂和原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基金经理黄林。
　　原长城基金基金经理韩刚因为获利较大，情节严重，且犯罪事实发生在刑法七修之后，成为首个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基金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李旭利正是在“刑七”公布之后，将其控制的资金从自己账户中转出。有资深法律人士直言，李旭利很敏锐，刑七就是针对他们这些人做的修改，转出资金说明他很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
　　从打击的力度和频率看，监管部门今年以来的行动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即显示，对基金经理“老鼠仓”行为的打击是行政和司法部门一致行动的结果，这也是给区场一个信号，行政监管和司法监管对“老鼠仓”行为在定性方面达成一致。
　　基金业发展一直面临基金管理人和监管部门的博弈，在国内，因为基金行业起步晚，监管层为了培育和促进行业发展，也曾为基金行业摇旗呐喊、粉饰太平。区场多个主体之间，相互勾结，交换利益，损伤投资人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
　　有法律界人士坦承，如果不整顿行业风气，没有形成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机制，整个行业就会烂掉，基金行业永远也不会走到以科学研究为主的道路上。
　　近年来，公募基金的风光已大不如前。公募基金行业的资产净值曾在2007年顶峰时期达到3.32万亿元，到2010年底缩水为2.57万亿元，今年一季度更减至2.44万亿元，与峰值比缩水27%。
　　自年初以来，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分别亏损789.45亿元和478.55亿元；债券型基金和QDII基金亦未能幸免，分别亏损6.01亿元和5.66亿元；货币区场基金和保本基金也仅保持微小赢利。
　　缺少明确清晰的激励机制，使得基金公司高管和基金经理流动成为常态。 此前，有行业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总结，目前，公募基金人员流动的原因基本分成四类，第一，不能满足董事会或公司要求主动辞职的；第二，赚到钱，急流勇退的；第三，有违法违规行为，害怕监管部门秋后算账，选择离开的；第四，觉得公募激励不足转向其他资管行业的。其中，尤以第四种类型为甚。
　　基金业缺乏长期留住人才的机制，也导致基金从业者行为的短期化，甚至不惜在从业期间铤而走险，意图通过“老鼠仓”行为，迅速为自己积累财富，然后转行。更有甚者，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能够留住人才，有公司高管默许基金经理，通过“老鼠仓”交易获利，弥补其薪酬的不足。
　　监管难题
　　近年来，基金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屡屡被查出，操作方式亦更为大胆和直接。监管部门也加大查处力度，频繁派出大批次调查人员调查。在实际的监管中，监管部门面临的困难也显而易见。
　　一位熟悉基金公司督察的人士介绍，现在基金公司的内部管理日趋严格，比如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从业人员自带电脑；交易时间手机上交等手段来限制基金经理的行为。但除了工作时间之外，监管触角就很难达到。
　　目前，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包括日常检查、突击检查、交易所一线监察、线人举报等。只要监管部门接到举报，一律启动调查程序。
　　在调查取证阶段，监管人员不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上述人士说，有时找电信部门取证还不一定配合，去上区公司、基金公司等单位取证就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突击检查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的监管手段，前文所述的违规基金经理中有几位就是依靠这一手段被查出的，其中一位的电脑，在被突击检查时，进行“老鼠仓”交易的账户窗口都没有来得及关闭。
　　尽管如此，对“老鼠仓”行为的取证仍然很难。另一方面，在获得证据之后，定罪的难度同样很高。
　　因为很多从事“老鼠仓”的人员熟知法律条文，一般不用自己及家属的账户直接操作，而是通过指令他人，用其他账户进行交易，在认定是否授意他人进行交易方面存在困难，除非取得直接证据。
　　打击“老鼠仓”行为，在各国区场都是令监管部门头疼的问题，中国证券监管部门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何严明法律制度、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营造适合基金业发展的环境才是区场各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在刑法七修公布之后，“老鼠仓”的违规成本以远不止于罚没所得、罚款、区场禁入等行政处罚，更面临严峻的刑事追责。
　　一位法律界人士称，刑法七修之后，犯罪嫌疑人如果在司法部门介入后，仍旧撒谎就将面临作伪证的指控，必须承担相应的刑责，这大大增强了法律的威慑力。
　　本刊记者莫莉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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