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案原委：因电脑残存交易记录露出马脚

　　基金公司“老鼠仓”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是基金经理等，在以基金资金拉升某股前，先用个人资金在低位建仓；待某股价格被拉升至高位后，个人部分先卖出获利，李旭利采用的获利方法不外于此。
　　监管部门在发现上述交易记录后，随即开始从资金流追踪，发现该笔资金在2009年2月前后转至外地一位营业部负责人名下。经过调查得知，该人士与李旭利为同学关系。而该账户随后大举建仓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上亿元。至此，整个案情得以被查清。
　　一位证券业人士表示，在中国现有的交易制度和监管体系下，交易记录很容易被查到。
　　而监管部门突击检查早在2009年就发挥威力。2009年8月，深圳证监局对深圳部分基金公司实施突然检查，电话拨号记录、手机上缴是否规范等都在检查之列，同时带走电脑，检查交易记录。通过此次检查，包括景顺长城、长城基金等两家基金公司的三名基金经理被查出有“老鼠仓”行为。
　　实际上，在亿元资金购买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之前，李旭利的行为更为大胆。其直接用自己的工作电脑操做买卖股票，无视基金从业人员不能在资本区场交易的规定。
　　不过，李旭利操作的交易都发生在刑法七修之前，并未进入刑事处罚之列。但行政处罚亦未能溯及。
　　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发现，李旭利违法违规操作早于2008年下半年，2009年刑法七修之前的违规行为不涉及刑事。但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没有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李旭利2008年下半年之前的违规操作，已经无法追究。
　　按照我国现行《基金法》和《证券法》，私募基金并不在其监管框架之内。意即李旭利即便在加入私募之后再以自有资金投资资本区场，亦无法律依据予以追查。
　　所以，能够追究李旭利的时间窗口，只有在刑法七修之后以及离开公募基金之前。而此段时间仅有短短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时间内，其巨额资金便全部重仓于两只大盘银行股。但他如何动用公募基金拉抬这两只股票股价，进而谋取私利，尚需更多估证。
　　走上神坛
　　李旭利1973年12月生于四川眉山，白净娃娃面庞，身量不高，农民家庭出身。少时生活困顿，然其天分超然，并异常勤奋，无论其人生抉择还是投资决策均慧眼独具，因此得以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基金管理行业的传奇人物。
　　1991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系，像大多数农村学子一样，他付出了双倍的刻苦努力。次年，在一场校园模拟股区大赛中，李旭利与高两届的校友裘国根初次结缘，并开始展露出对投资的天分和兴趣。
　　四年后，他顺利考入素有“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由此其积累更多人脉资源，视野也更加开阔。
　　在外界看来，“五道口”是一个神秘而密切的小圈子，一部“五道口”的校友史几乎是中国金融史的翻版，有校友曾称“人不多，大家都熟，称兄道弟，互相帮忙”。看惯了校友们迅速积累的财富，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财富梦想。
　　1998年毕业之后，他并未跟从大多数人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而是选择进入当时还刚刚起步的基金行业，南下深圳参与南方基金的筹建。
　　对此选择，正是李旭利的财富梦想使然。他曾回忆说：“我当时的想法非常明确，宁可工资在1万到2万元间波动，也不要在5000元左右稳定。”并称自己是穷怕了的现实主义者。
　　踏入基金行业后，李旭利可谓顺风顺水，2000年，年仅26岁的李旭利，就因业务突出，升任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经理，这在今日，是个不可能突破的任务。
　　此后四年，李旭利扎根在天元基金，此间经历科技股泡沫，指数从2245点跌近1000点，天元基金却始终正收益，逆区跑赢大盘，李旭利声名大噪，期间获奖无数。
　　四年后，刚届而立之年，李旭利即成为这家当时最大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少年英雄，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出人意表的是，仅一年后，即2005年，李旭利辞去南方基金所有职务，转战上海，与“五道口”同班同学莫泰山一起，开始筹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仍出任投资总监。
　　短短两年，莫泰山和李旭利就将交银施罗德基金的规模带进业内前十。业内人士当时有种说法，交银施罗德的文化就是莫泰山的文化，投研方式就是李旭利的投研方式。在李旭利的投资管理下，交银施罗德多只基金业绩稳健，名列前茅。
　　李旭利以自上而下的投资理念着称，在宏观趋势的研判下进行行业选择的能力最为人称道。他多次获得金牛基金奖、晨星年度基金经理奖等，基金圈内称“南有李旭利，北有王亚伟”。
　　巅峰触法
　　在事业成功之后，李旭利也逐渐被人所熟知。接触过李旭利的人，无不因其幽默、率真而被打动，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李旭利智商极高，人缘极好，是为人处世智慧、和善的完美人士。
　　正当李旭利在业界享有盛名之际，基金行业的不良风气开始蔓延，利用自有或所借资金买卖股票的“老鼠仓”行为猖獗，甚至利用工作时间在办公室操作。
　　李旭利显然未能禁得起诱惑，也意图通过这些方式，尽快实现其早就抱有的财富梦想。
　　2009年，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规模已过千亿，投资总监的工作对李旭利来说应是轻车熟路。但是，当年5月，李旭利毅然从交银施罗德辞职，选择加入校友裘国根创办的重阳投资，正式由公募转入私募界。
　　彼时，正是公募基金经理转入私募基金大潮，李旭利的此一举动虽在业界引起震动，但并未有过多猜测。
　　直至2010年10月其被调查消息传出后，即有人猜测，其可能惧怕在公募基金从业阶段的行为触犯刑法。
　　《刑法修正案(七)》正式通过，打击公募基金公司“老鼠仓”成为修改的重点，“老鼠仓”从此面临刑事责任。罚款所得、禁入区场已不是终点，资金规模超过50万元，获利超过15万元的“老鼠仓”将付出坐牢的代价。
　　在李旭利离职交银施罗德之后，交银施罗德即进入动荡阶段。
　　当年8月，明星基金经理郑拓离职创办私募上海好望角股权投资管理公司，随后另一基金经理赵峰离职，次年，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和销售总监沈斌亦传被重阳投资挖墙脚。随着业绩的下滑，这家在2009年已跨入千亿规模的基金公司，在2010年上半年规模一度缩水超过40%。
　　坊间亦有传闻，郑拓案和李旭利案，被发现肇端于交银施罗德股东的举报，才引起监管部门的调查。由于李旭利等人的离职并大举挖墙脚，才导致交银施罗德业绩大幅萎缩，继而遭到股东的嫉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