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发布,一线、四线城市不宜居。
今日在京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尽最大力量减轻民众生活的经济压力。调查中居民认为生活压力中最大的方面主要来自经济方面,包括物价、家庭收入。蓝皮书同时指出,调查显示,一线四线城市不宜居。
蓝皮书指出,在对生活压力源及对于这些生活压力的主观评价调查中,居民认为问题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物价、自己或家庭收入排在前两位,其后是子女教育、医疗、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和交通问题,随后是赡养老人、住房、自己或家人工作、学业或就业。排在后面的是人际关系问题,分别是婚姻和恋爱及家庭成员关系和邻里、同学、同事等社会关系。蓝皮书建议,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在稳定物价和居民收入提高上,应采取长期的有效策略抑制房价等价格不稳定带来的社会心态焦虑和恐慌。
蓝皮书指出,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源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生活压力源从高到低分别是物价、交通、收入、住房、教育、医疗、赡养老人、健康。其中,就业压力感和二三线城市同水平,但低于四线及以下城市。其他经济方面和家庭人际的压力感,一线城市均高于其他城市。
四线及以下城市除了交通和住房压力感低于一线、二线城市和整体平均水平(不过也高于三线城市),其他经济压力源也并非最低,收入、教育、医疗、健康、赡养老人、工作学业压力接近全国整体平均水平,而在家庭与人际压力感上更是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和二线、三线城市。
即使有着较好的就业环境,一线城市也并非宜居城市,逃离北上广一度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热词和公众话题。但是四线及以下城市也可能并非理想中的宜居城市,逃离一线,返回小城市,工作机会少,做什么都需要靠关系,干事要拼爹成为对此现象最为形象的描述。
三线城市相较于一二线、四线及以下城市以及整体水平,在经济压力感、家庭人际压力感上均为最低。这和从社会环境、自然生态、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等方面分析城市竞争力的宜居城市结果一致,认为三线城市普遍宜居,而二线城市宜居欠佳。但将二线城市细分为二线发达、中等发达、发展较弱城市,再和三线城市比较后却可以看到,虽然二线发达城市在住房、交通和赡养老人三个与经济有关的压力感上逊于三线城市,有较高的生活压力感,但在其他经济压力感上,特别是家庭和人际压力感上是低于三线城市的。二线发达城市包括的是经济发达的强省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的8个城市,生活压力感在经济压力和家庭人际压力上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其中南京、杭州、宁波和重庆的总经济压力感低于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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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教师的角色信任度最高,医生、警察、法官等角色受信任水平仅次于教师
2016年12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俊秀介绍并主持了本次发布会。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年度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第五本。本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战略合作单位是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参与本书撰写的专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凯迪数据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专业调查机构。
蓝皮书指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组织的社会心态调查中,将社会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和角色信任。居民对于不同社会角色采取不同的信任策略,回答请问您对以下人群的信任情况如何时,居民选择最信任的是家人,其次是好朋友,再次是同学或同事、教师、自己认识的人和邻居,然后是医生、警察、法官、律师、农民工,这几个职业角色的受信任水平仅次于教师,接下来的是出租车司机、单位领导或老板、专家、保姆、记者、企业家和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而政府官员、政府的办事人员、外地人、外国人、宗教信徒、有权的人、神职人员、有钱人、中介机构人员,得分依次排在后面。
同时蓝皮书指出,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信任度最高,而50年代出生的人信任度最低;教育水平与关系信任成正比关系,教育水平较高的受访者对不同交往对象的信任度也较高,但在一般信任上,低学历者更倾向于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高学历者更倾向于不信任社会上大多数人;农村居民的一般信任度最高,但城市中外地农村户口居民一般信任度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