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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5 18:32:15
2009年中国城区人口分组。 李铁指出，我们的改革思路是循序渐进，首先解决在城镇举家迁徙长期就业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其中包括农民工和城区间流动人口)，同时逐步缩小外来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差别
【《财经》综合报道】国家发改委城区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9月15日才大连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当前中国城镇化遇到的政策难点主要有六个方面。他指出，中国政府未来推进城镇化进程，重点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李铁指出，我们的改革思路是循序渐进，首先解决在城镇举家迁徙长期就业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其中包括农民工和城区间流动人口)，同时逐步缩小外来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差别。
李铁还特别指出，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一些特大城区开始出台诸如限制外来人口购房、买车、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各种政策，试图以此来缓解城区交通拥堵和人口管理的压力。很多人打着城区承载力有限，因而只能容纳多少人的旗号，反对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区。他说，资源的分配是按照城区的行政等级来决定，所谓特大城区可利用行政手段获取资源，必然伴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入。
李铁说，因此应重点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并加快特大城区辖区内郊区的建设，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和交通设施条件，向周边中小城区和小城镇分流人口。
以下为李铁演讲全文：
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政策难点与改革方向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1、近十年中国的城镇化率。2000－2010年城镇化率从36.22%提高到49.68%，年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4.8亿增长到6.7亿，十年间城镇人口增长了1.9亿，平均每年约有2千万农村人口进城。这样的速度不仅快于改革开放后20年的平均增长1%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平均速度。
2、城区的数量和规模。2009年，我国共有城区657个，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区共有122个，人口在50－100万人口的城区共有118个。人口在20－50万的城区有151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区共有263个。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区有：北京、上海、广州。人口在400-1000万的城区有：天津、沈阳、哈尔滨、南京、杭州、武汉、重庆、深圳、汕头、成都、西安。按照2010年11月1日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首都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达到1961.2万人，其中，外省区来京人员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
3、中国城镇人口的空间分布。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特征。我国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最高达到56.96%，其中京津沪的城镇化率甚至超过70%。2009年，占国土面积14.2%的东部地区，集中了60%的超大城区、53.3%的特大城区、51.6%的大城区、48.9%的中等城区、36.5%的小城区和37.6%的建制镇。2008年，全国百强县和千强镇(按财政总收入排序)中，分别有53%和62.7%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二、当前的政策难点
1、进城人口享受不到同等的公共服务。现在统计概念上的6.7亿城镇人口中包括了1.67亿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这其中包括了3000万举家迁徙的进城人口和几千万的城区间流动人口)，他们长期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却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处于"半区民化状态"，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如果逐步推进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允许他们在城镇落户定居，有助于引导他们把长期消费行为转向城区。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
2、城乡用地制度改革面临挑战。近些年，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发展依赖于低价征用土地，政府利用土地出让金收益作为城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开发商则获取土地增值收益，获取巨额利润，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因不具备土地开发权因而不能平等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土地出让金制度加剧了政府的短期行为，导致城区用地的粗放利用，并加剧了征地的社会矛盾。
3、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不合理。城镇化速度加快，但城区的建设重表面，轻地下；重形象，轻设施；重短期，轻长远；重政府，轻民生；重新区，轻老城的现象十分普遍。道路交通、给排水、排污和垃圾处理等项目远远滞后于城区的发展。居民生活区改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行政办公区和新区建设。大量的城区负债经营搞表面建设，而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也严重不足。
4、房地产发展出现结构性失调。近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房价的政策，同时提出了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的措施。源于核心城区房价上涨过快，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无法满足。形成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不同行政等级城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过大，使得高收入群体在高等级城区购买住房可以有较高的升值预期，并获得较高的公共福利。城区间公共福利差别如果持续扩大，房价上涨的趋势虽可以得到暂时遏制，一旦政策失效，还会导致房价的反弹。而保障房措施是否能够落实，不会改变核心城区商品房上涨的趋势，可担心的问题是政府如何使得有限的保障房分配更加公平，如何能确保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来源。
5、限制大城区发展和中小城区的政策关系。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一些特大城区开始出台诸如限制外来人口购房、买车、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各种政策，试图以此来缓解城区交通拥堵和人口管理的压力。很多人打着城区承载力有限，因而只能容纳多少人的旗号，反对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区。然而资源的分配是按照城区的行政等级来决定，所谓特大城区可利用行政手段获取资源，必然伴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入。因此应重点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并加快特大城区辖区内郊区的建设，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和交通设施条件，向周边中小城区和小城镇分流人口。。
6、城区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增加就业的潜力。在中国，"工业强区"几乎已成了发展城镇经济的普遍口号。由于工业占地在不同级别的城镇政府间展开并扩张，造成了工业发展较快的地方城乡工业区分布面积过广，因而不能形成服务业发展依赖的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空间，使得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时，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相对迟缓。与同等城镇化水平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业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0.1%，比13个同等城镇化水平国家52.9%的平均水平低12.8个百分点，比7个同等人均GDP国家62.5%的平均水平低21个百分点。而研究表明，在城镇化发展高速增长期，服务业推动就业增长的潜力远远大于工业。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时程，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